葉圣陶:如果我當中學老師

                          日期:2016-12-08 16:11 點擊數:24892 

                          我如果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猶如我決不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一樣。書中積蓄著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學生方面說,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經驗成為自身的經驗,說成“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功夫。因此,說成“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我與從前書房里的老先生并沒有什么分別。我與從前書房里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需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試,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而我呢,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這里我不敢用一個“教”字。因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這么一套本領,雙手授與學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領,能夠說已經完整無缺了嗎?我能夠肯定地說我就是一個標準的健全的公民嗎?我比學生,不過年紀長一點兒,經驗多一點兒罷了。他們要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經驗,我就憑年紀長一點兒、經驗多一點兒的份兒,指示給他們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一些實例,以免他們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許多冤枉道路才達到目的—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問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

                          我認為自己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我所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誡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事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和同事一定掬誠相示,毫不掩飾;我勸誡學生不要抽煙卷,我一定不抽煙卷,決不說“你們抽不得,到了我們的年紀才不妨抽”的話;我勸誡學生不要破壞秩序,我一定不破壞秩序,決不做那營私結派摩擦傾軋的勾當。為什么要如此?無非實做兩句老話,叫做“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出愿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大家也易于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有什么真氣?哪里還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里會受你的感動?無論學校里行不行導師制,無論我當不當導師,我都準備如此,因為我的名義是教師,凡負教師的名義的人,誰都有幫助學生的責任。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維,養成語言文字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類;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就健全的公民。每一種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的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能成為把國家民族推向前進的整個“輪子”。這個觀念雖然近乎抽象,可是至關重要。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貪圖省事,把功課教得太松太淺,或者過分要好,把功課教得太緊太深。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譬如,一個學生是世代種莊稼的,他幫父兄種莊稼,你說該屬于公民科,生物科,還是數學科?又如,一個學生出外旅行,他接觸了許多的人,訪問了許多的古跡,游歷了許多的山川城鎮,你說該屬于史地科,體育科,還是藝術科?學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要會開方小數,不能不懂得加減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是什么朝代;由于這種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學的辦法??墒?,學生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還是與前面所舉的幫種莊稼和出外旅行一個樣,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那么,我能只顧分科而不顧綜合,只認清自己那門功課的目標而忘記了造就健全的公民這個總的目標嗎?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決不專作講解工作,從跑進教室始,直到下課鈴響,只是念一句講一句。我想,就是國文課也得讓學生自己試讀試講,求知文章的意義,揣摩文章的法則。因為他們一輩子要讀書看報,必須單槍匹馬無所依傍才行,國文教師決不能一輩子伴著他們,給他們講解書報。國文教師的工作只是待他們自己嘗試之后,領導他們共同討論:他們如有錯誤,給他們糾正;他們如有遺漏,給他們補充;他們不能分析或綜合,幫他們分析或綜合。這樣,他們才像學步的幼孩一樣,漸漸地能夠自己走路,不需要人攙扶;國文課尚且如此,其他功課可想而知。

                          教師捧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學生對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一邊是念一句講一句,一邊是看一句聽一句,這種情景,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多么滑稽又多么殘酷啊!怎么說滑稽?因為這樣之后,任何功課都變為國文課了,而且是教學不得其法的國文課。怎么說殘酷?因為學生除了聽講以外再沒有別的事情,這樣聽講要持續四五個鐘頭,實在是一種難受的刑罰。我說刑罰決非夸張,試想我們在什么會場里聽人演講,演講者的話如果無多少意義,很少趣味,如果延長到兩三個鐘頭,我們也要移動椅子,拖擦鞋底,做希望離座的表示。這因為聽講到底是被動的事情,被動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刑罰似的感覺。在聽得厭倦了而還是不能不聽的時候,最自然的傾向是外貌表示在那里聽,而心里并不在聽,這當兒也許游心外騖,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也許什么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禪定。教學生一味聽講,實際上無異于要他們游心外騖或者什么都不想,無異于摧殘他們的心思活動的機能,豈不是殘酷?

                          我不怕多費學生的心力,我要他們試讀,試講,試作探討,試作實習,做許多的工作,比僅僅聽講多得多,我要教他們處于主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嘗試過的事物,我決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氣講給他們聽,他們嘗試過了,我才講,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講書,我只給他們糾正,給他們補充,幫他們分析和綜合。

                          我要做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做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學生,我至少要知道他們的性情和習慣,同時也要使他們知道我的性情和習慣。這與我的課程似乎沒有關系,可是誰能斷言確實沒有關系?我不僅在教室內與學生見面,當休閑的時候也要與他們接觸,稱心而談,絕無矜飾,像會見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樣。

                          他們如果到我家里來,我決不冷然地問:“你們來做什么?”他們如果有什么疑問,問得深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搖頭說:“你們要懂得這個還早呢!”問得淺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帶笑說:“這還要問嗎?我正要考你們呢!”他們聽了“你們來做什么”的問話,自己想想說不出來做什么,以后就再也不來了。他們見到問得深也不好,問得淺也不好,不知道怎樣問才不深不淺剛剛合適,以后就再也不問了。這種拒人千里的語言態度,對于不相識的人也不應該有,何況對于最相親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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